70岁学什么电脑好
3万乡村学生改变的电脑课,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中国青年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一个仅有3万余用户的云计算服务，成为了2022云栖大会上最“迷你”的新产品。“在乡村，老师同学们不仅是在使用服务，更创造了非常多的惊喜。”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张勇说。
30719个云电脑
位于浙江淳安的枫树岭镇中心小学覆盖了下姜、大源等16个山区村落的生源。一年多前，校长姜建军接收到两个撤并村办小学的学生，总是很沉默的江浩，就排在新生人流中。整个学校7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他们每周五天居住在学校，学生之间差距最大的课，是校德育主任王文啸兼任教学的“信息科技”。
2022年，教育部试行新的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从三年级提早到一年级开设这一课程。到五六年级时，学生要能实践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内容。“可能难以想象，像江浩一样10岁还没太用过电脑的学生挺多。”王文啸记得，一堂信息科技课，全部完成开机可能就需要3～5分钟。去年秋天，老师们连续两个晚上不休息，把过去的几十台电脑，从老校区搬到了500米外的新校区。
而在210公里以外的杭州，早在1998年就成为教育部信息技术示范学校的学军小学，计算机老师胥彤则有着另外的烦恼：“学生更熟悉手机上的游戏、视频，对电脑更多的工具属性，其实非常陌生。”
同样是在一年多前，在阿里巴巴工作10年、驻扎河北青龙县三年的刘琳拍摄了一段视频：教室里一半电脑无法开机，另一半生产于2007年，使用已经停服的WinXP系统，开一次机需要3分多钟。
基于这些原因，在2021云栖大会上，张勇公布了“少年云助学计划”，建设云电脑机房支持欠发达地区乡村学校，以工具普惠促进教育公平，更早激发数字创造力。
至2022年10月，来自数据中心的计算力已奔流到了山区、海岛和高原的64所乡村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根据少年云项目公开资料，项目替代的2778台教室设备，其中76%生产于5年前。而目前30719个云电脑让学生人手一个账号，新学期的学生编程量预计比过去多300%。
100所学校的小样本
2021，姜军建收到了一份调研问卷，内容包括学校电脑的生产时间、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数量、教室基本设施、学生来源结构等。
“我以为和过去一样，会收到一车捐赠的新电脑。”姜军建记得，那天他们只等到一个人，头衔叫解决方案专家，对方关心最多的是：校长是不是愿意在信息科技课上投入老师，以及有没有乡土特色课程适合数字化。
类似的学校田野调研，涉及浙江、河北、青海、广东等地的100所学校。少年云项目组、志愿者在各地教育厅局的帮助下，整理的几条共性情况包括：
在乡镇和村一级学校，学生结构大致是留守儿童50%，打工子弟30%，有专职信息科技课老师的学校不到5%。一些学校是计算机老师兼任别的学科，更多学校是招不到或留不住相关学科的老师；没有IT运维人员、缺少预算，县里除了下发期末抽查，难以实时获取日常实际授课情况；每个学校都存在课时被占用的情况，每周一节40分钟的信息科技课，学生经常没时间上手，虽然教材很丰富，但考试内容主要是记忆概念；城乡差距显著，省会城市的孩子在学编程，村里的同龄人还不太会打字。
张勇了解情况后，建议团队第一年集中把100所学校做好，以完成最小可行性验证。这可能是阿里巴巴用户年龄最小、目前日活用户最少的云计算产品，相比今年建设的全球最大、每秒12亿次浮点计算的智算中心，这个几十亿分之一的项目，参与专家来自众多团队，复杂度也并不低。
云电脑是2020年发布的一种重新分配云端之间计算资源的架构——无影。当时，阿里云总裁张建锋手举一张名片大小的金属卡片，它接上屏幕，就能更快完成大型设计渲染。第二年，团队又推出了一体机形态，看上去就是一台超薄显示器；同时，一个云电脑已经可以在任何系统的终端或网页上运行。
姜军建和杭州学军小学校长张军林2022年春节前在杭州一起详细讨论云机房的形态。信息科技课标要求尝试“项目化学习”，最终大家讨论出，教室采用六边形桌；项目受益方99%是乡村学校，也可以有1%的省市标杆学校；让师生相互看见、共享资源；还能用更丰富的课堂需求，验证云电脑是不是真的先进。
200多项功能更新
2022年3月开学，第一批少年云机房建成两所，分别在学军小学和枫树岭镇中心小学。江浩所在班全体学生进入教室时，40多台一体机已经5个一组在寒假期间装好。王文啸问，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有学生抢着回答：“没有机箱了！一点也不卡了！每个人都有账号！”
枫树岭镇中心小学的机房过去并不是一个高频使用的教室，由于电脑长期不好用，有时候只能干讲课本上的内容。新来到这所合并小学的大多数学生，过去学到的计算机知识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再用上。“五年级时有一次编程课，但是已经一年没有再用过相关内容了。”江浩回忆道。
第一次看到云电脑，是王文啸老师用教师机帮所有人“秒开”的桌面。当退出桌面后，同学们发现需要用学号、首字母和密码登录，但面对眼前的标准键盘，许多人非常艰难地寻找按键。几分钟前的兴奋喧哗，一下子被寂静所替代。
一位小年云项目组成员在当天进行运行复盘时写道，我们希望云计算可以一下子带来改变，但现实是，我们设计的产品可能还是门槛太高了。无影硬件团队也很快接到反馈，23.8寸的一体机屏幕，对学生似乎太宽了。
一周多以后，学生在桌面上可以看到一个悬停的按钮：我是产品经理。每个人都可以随时进入，对今天的体验打分，提出任何意见。项目团队专门给所有老师发消息，请大家不要鼓励或限制学生输入内容，一切自然发生。有500多位学生在早期提供了意见。
按照浙江省的教材计划，学生从五年级开始会接触图形化编程软件。江浩终于有机会再次打开编程软件，他一开始说，“我有点忘了”，但看到积木和图形的一刻，又很快尝试起来，慢慢放上几条鱼、水草，再画一个大海……没过多久，他的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那是属于孩子的独特视角。王文啸检查作业时看到，水草很小，鱼边游边变得巨大和鲜艳，最后占满了整个电脑屏幕，“没看到他做的这个游戏，老师可能永远无法了解，内向的孩子心里有这么热烈的世界。”
张勇在云栖大会演讲中介绍了这位“小小程序员”。因为每周只有一节课，学生可能只有20分钟的练习时间，江浩家里有一台亲戚的老电脑，他开始周末也登录自己的账号，把做了一半的程序继续下去。
一个多月后，王文啸觉得时机到了。他让江浩站在自己的电脑前，把自己的程序推送到每一位同学屏幕上。江浩非常害羞，一直低着头，双手紧紧互相拽着，说话声音很轻，王文啸问一句，他说出一两个字。一个月后，江浩站在了讲台的大屏前，他打开了一个外太空画面，蜘蛛在不规则地运动，用户控制着一只猫，需要实时躲避。在全班面前，江浩开心地张开了手臂。“他说的有些编写方法，我也没有想到。”王文啸说。
“五一”劳动节前夕，兼任信息科技课的语文老师徐丽婷正在教学生用幻灯片工具制作贺卡，学生高盼盼突然说，我想把贺卡送给妈妈。徐丽婷立即想起了许多家长的反馈。学生回到家里，父母给老一辈电话时，总是匆匆应答几句。她与王文啸商量后，觉得可以每周三在云机房通话，有一些可以展示的习作，学生会愿意对家长说更多。
根据枫树岭镇中心小学的学生反馈，后续少年云机房的电脑键盘上的字母变成了小写，屏幕尺寸调整到21寸，并内置了一个摄像头。此外，还有200多项功能逐步完成升级。
如果云电脑需要在线升级，老师自己就可以管理几百个云电脑账号，教育局也可以了解资源适用情况。淳安县、柯城区等教育局了解到项目后，主动提出在更多村镇学校试点。目前，有多个地区的教育局以这种架构，尝试建设城市与村镇学校之间的“教育共同体”。
角落里的创造力
少年云的目标是覆盖尽可能多的学生吗？项目组的答案是，“大的、小的都重要”。目前的试点学校，最大的是2000多人的中职学校，最小的是仅有60个学生的村落小学。
从9月新学期开始，青龙县大巫岚镇小学半退役状态的50台电脑，终于完成了替换。校长把大主机和旧电脑安置在了一楼的仓库里，堆成了一座小山。青龙县融媒体拍摄的画面上，学生们正在云电脑上练习写诗。而在不远的西蒿村小学，2010年后就没更新过的机房也变成了新的云机房，孩子们决定要在里面上一节电脑会话课。
舟山群岛之一岱山岛上的岱中小学，大部分学生是省外务工子女，没有接触过计算机课程，全校只有1名专职信息技术课老师。开始在云机房上课后，学生准备参与全市的编程机器人比赛；在衢州柯城新华小学管理的下村校区，由音乐老师兼任的信息科技课，因为云电脑容易管理，反而想出了用电脑学习音乐编曲，在平板电脑上运行云电脑，到山里的草药种植地上开课等点子，甚至还可以对这个百年古村落的老物件进行3D重构。
王文啸和其他少年云试点学校教师在暑假交流时合计，为学生编写一门有关效率的兴趣课。这个想法吸引了在深圳的数码社区少数派的创始人张涛，张涛带着积累十年的各种数字工具效率课程找到张军林，结果这位校长本身就是社区的用户，多方一拍即合。第一门课是理解项目里的时间，对城市少年，项目可能是去参观一次科技馆；对乡村少年，则可能是开始这个秋天的劳动种植规划。
张军林在云栖大会期间分享，在这类共享课程里，乡村学校不是一种边缘、等待的角色，而是在相互共享。乡村学校的乡土是独有的，加上数字化的工具，能有更大价值。他非常期待少年云成为一个社区，让杭州的学生也可以远程看到数字技术和乡村种植、民俗文化的结合。
王文啸觉得，过去的硬件是一种要申请排队的资源，一批电脑旧了坏了，老师只能等待成批次的汰换，很难有精力维护复杂的硬件，而云电脑的计算力不会陈旧，如果遇到问题，立即就有响应，一旦有新的教学想法，在家也可以给几十台电脑瞬间安装应用，成为自己可以创建的一种数字环境。
“这个暑假时，我还在家‘偷偷’登上去，更新了之前的一个小程序。”已经升入初中的江浩说。
来源：《环球》杂志
来源：泽畔时光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老人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 熊卫民/摄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郭永怀、李佩夫妇陪女儿弹钢琴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
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刚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燕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马石庄心里一咯噔，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
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最近，上海大学的博导戴世强带来了苏州豆腐干，顾淑林先生带来了大凉山苦荞米，李佩送给卢鼎厚教授月饼，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分享美食，交流怎么使用微信。
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
一个老朋友也认为“玫瑰”太轻了，她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
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1/3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她的背越来越弯，开始只是小锐角，后来角度越来越大。
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与其说她忙碌，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马石庄评价。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说。
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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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新华社太原8月12日电（记者魏飚、柴婷、薛宁婧）他是能让内向孩子变开朗的“知心爷爷”；他也是能写会画，能唱会跳的“全能老师”；他更是带给孩子安全欢乐假期，让家长放心的“吴老师”。
在山西省高平市北诗镇东吴庄村，今年79岁的吴富生，从2012年开始创办青少年假日活动中心，每年都让附近村庄的孩子度过一个快乐、充实、安全的暑假。
——“每年寒暑假和双休日有100多天，家里的父母外出打工，且不说孩子们的学习教育，安全就是一个大问题”
早上8点许，79岁的吴富生站在东吴庄村的青少年假日活动中心的窗前，望着飞奔而来的孩子们，露出欣慰的笑容。
9岁的郭钰轩大声喊着“冲刺”，第一个冲进了教室，一看表，比上课时间提前了二十分钟。看见吴富生，郭钰轩对着冲他点头的吴富生说，“吴老师好！”
吴富生送孩子们放学。（采访对象供图）
“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好无聊啊，没人和我玩。”在被问到怎么来得这么早的时候，郭钰轩告诉记者。
吴富生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教师，村里的人都认识他。很多来活动中心的孩子家长都曾是他的学生。53岁村民李长年把孙子送到这里。“吴老师教得好，当年就是他教的我，现在孙子放暑假每天都来这里。”李长年说。
说起成立青少年假日活动中心的初衷，吴富生说，2012年冬天，他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放假后在村里到处乱跑，学习无人管，又非常不安全。“孩子们每年寒暑假和双休日加起来有100多天，尤其是近两个月的暑假，父母外出打工，且不说孩子的学习教育，安全就是一个大问题。”吴富生说。
吴富生正在跟家长交流。（采访对象供图）
怎样能让孩子们在放假期间既能学得愉快，还能玩得开心、安全？他萌发了开办青少年假日活动中心的想法。吴富生说，把孩子们聚到一起，带着他们玩耍和学习，可以解决孩子们放假之后放任自流容易出问题的后顾之忧。
吴富生的想法得到市里和乡镇有关部门的支持，闲置的村办小学经过修缮，新添了课桌凳、电脑教具、办公用品，地面还进行了平整硬化……在2012年暑期前，一个功能齐备、规模初具的青少年假日活动中心建成了。
——他办学上“特别细心”“舍得花钱”；为了让孩子暑假精彩丰富，吴老师在70多岁时学会了电脑，上网查资料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2012年暑假开始，吴富生组织村里9位老人根据自己特长带着孩子们学习语文、数学、写字、绘画、唱歌，吴富生主要负责硬笔书法、唱歌，还带着孩子们做操练拳……
村干部说，吴富生把心思都放到了活动中心上，不上课的时候，他也会来这里，擦拭桌椅板凳、清理院中的角角落落，将所有阴面的教室开门通风……
吴富生正在查看教材。（采访对象供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70多岁开始学习上网，通过网络查找资料，用电脑打字写教案、编教材，他还学会了从网上搜索下载视频、音频，丰富唱歌、绘画、舞蹈等课程的教学内容。
有的家长说，孩子自从参加中心活动以来，变得比过去阳光了、自信了。吴富生记得，2012年暑假，一位家长把女儿送到活动中心时说孩子比较内向，性格孤僻。之后，吴富生与孩子进行了多次谈话疏导，并鼓励一名同学与这个女孩交朋友，一起写作业、玩耍。后来女孩变化很大，话多起来了，学习信心也提高了。如今，这个女孩在太原一家私企工作。
10年来，吴富生带过的孩子有1200多人。对孩子们，他“特别舍得花钱”：青少年假日活动中心的教学、活动，吴富生从未收取过学生一分钱，他还自己出钱带着学生去市里的科技馆、展览馆，租车去武乡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吴富生整理手写的教材。（采访对象供图）
为给中心节约资金，在日常的开支上，吴富生“特别抠”，中心办公室的毛巾、香皂、茶杯、盘碟等都是从自己家里拿来的。凡是中心需要的，只要家里有，吴富生总是往中心拿。
10年下来，吴富生自己贴了两万多元钱。
——孩子们在这里有了各自的梦想，看到了吴老师的不容易，学有所成后他们回来帮吴老师了，这也让老人坚定了办好活动中心的信心
这几年，来帮忙教学的老人们有的去世，有的年事已高不便从事教学，吴富生自己也切身体会到了“岁月不饶人”。尤其是今年，最困扰他的就是眼睛，因为患有白内障，现在写半个小时教案，眼睛就看不清了，需要休息15分钟。
但令吴富生欣慰的是，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一些学生如今已是大学生，他们又回来了，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今年暑假，来了6名到活动中心帮忙的大学生。
大学生志愿者正在给孩子们上课。（采访对象供图）
在山西大学就读的张泽鹏主要承担普法教育。他说，这里承载了他童年的很多快乐。在活动中心，张泽鹏发现自己10年前的一张照片。张泽鹏指着一张老照片说，这是他上小学五年级跟着吴老师一起学习硬笔书法的场景。“小时候在活动中心得了好多奖品，有本子、笔，还有一个台灯，后来用了好多年。”
10年前，吴雅婷在活动中心接触到了绘画，经过两个暑假的学习，她爱上了绘画。“吴老师曾给了我关键性的指导，如果没有他，我就不可能通过绘画考上大学。”如今，吴雅婷在高平市北诗镇工作，暑期她在工作之余，教孩子们绘画。
吴富生带孩子们排队。（采访对象供图）
吴富生说，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活动中心志愿者队伍，为山里娃带来更美好、更快乐的暑假。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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