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村的孩子学什么好
怀念儿时记忆中的味道，东北的粘豆包，还有那高粱米饭,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回乡维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看到标题很多人会觉得这小子真能矫情，现在东北的粘豆包还不是随时随地分分钟就吃到么？
嗯，很多人说的对，粘豆包随时随地可以买到，虽然现在的粘豆包种类繁多，花样百出，但说真话，真不是那个味，没有豆包味了。而且我记忆里的粘豆包也不是此粘豆包，是蒸好之后又被冷冻的冻豆包。
沾白糖吃的粘豆包别有一番风味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出生在东北黑龙江农村的80后相信应该都吃过。也应该很多我们东北农村出生的80后都记得这样的画面，冰天雪地里，穿着妈妈做的“棉袄”“棉裤”，裤兜里揣着冻豆包，饿了就掏出来，放在嘴边“哈”一会儿，不然会因为太凉粘嘴，然后啃上几口。在豆包上啃出一道道小小门牙沟。冰冰的，啃到豆馅的时候甜甜的，还有一股米香。真的是儿时的一大美味了。
80年代东北农村冰天雪地里的孩子们
记得小时候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跟着父亲去村上的“磨米撵”（就是可以把米研磨成粉的地方）。因为知道要有豆包吃了。回来把磨好的“黏大米粉跟苞米面掺到一起搅拌一下，然后用开水和好。那时候都是用一个大大的瓷盆。放到炕上”醒发“一宿。
豆包的馅都是用一种叫作”饭豆子“的豆子做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种豆子的学名。用水泡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反正是用水泡完，然后放到农村的大铁锅”呼上“。呼好之后放入”糖精“（那时候白糖太贵，都用糖精），再用”酱杵子“（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木杆安着一个可以是圆形的可以是四方形状的厚厚的木头）怼，但不会怼得特别碎。盛出来再用手攥成圆圆的，我们东北都管这叫”攥豆馅“。攥好会放在”盖链“（用高粱的秸秆编织成一种圆形的平板）上，再放到仓房里冻实。
接下来就”包豆包“了。那时候都会包很多，因为冬天没有太多主食可以吃，豆包就成为了冬季里必不可缺的主食，大多数的家庭都会包很多。一般只会蒸熟一少部分，其余的都放入大缸里冻起来。当然蒸好的也会冻起来。
蒸好一部分，生的留一部分，全都冻上
还有冬天里解馋的”红高粱米饭“吃到嘴里黏黏的，嚼起来会”哏揪的“的Q弹。然后回荡在嘴里的就是那高粱米的芳香。
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人种高粱的，一大片一大批的高粱地，特别是成熟的时候，一排排一穗穗红彤彤的红高粱看着真的是赏心悦目。现在根本就找不到红高粱的影子。
红高粱地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高粱除了米还有一种可以吃的果实，我们那时候都管那种果实叫”wumen“（真心不知道这两个汉字怎么写），一种黑黑的东西，味道就记得干干的，但是很香很香。具体是怎么形成的，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但肯定不是果实，因为一片高粱地里偶尔会有几根高粱上长这个东西。我们儿时为了吃到这种”美食“都要在高粱地里钻很久才会找到一个。
我也曾尝试过买来现成的粘豆包用冰箱冷冻上，第一真心不是儿时的味道，第二，奈何我的牙齿经过三十年的洗礼也不中用了，啃的时候冰的牙神经都抗议。
太多儿时的美味值得我们去回忆了，”蒜茄子“”灶坑烧的土豆“”黑幽幽“……
我为什么对这两样记忆这样深刻，我想是因为那个年代，这两种”美食“既是”零食“也是我们的”口粮“。
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儿时的美味是让你难以忘怀的？
虽然儿时的日子清贫辛苦，但是却是满满幸福的回忆。现在又如何能体会到儿时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豆包的满足感呢？
教育部今年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再一次把劳动课提到了中小学一门独立课程的高度，让孩子们成长为有自主生活能力的劳动者，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正确价值观。劳动是一切人类文明的源起，劳育在各国都是重要的必修课之一。
古代先贤提倡教劳结合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方式早已有之。追溯历史，教育与劳动这两个现代词汇产生的时间都不长，但“教”和“劳”这两个字的广泛使用已有上千年。《孟子·滕文公上》提及了“劳心”和“劳力”的关系;宋代理学家朱熹所倡导的小学中列出了“洒扫庭除”，意味着教育与劳动之间交叠。
实际上，“劳动课”虽然未纳入我国古代官学体系范围内，劳动教育也没有被明确提出，但仍然融入实际教育之中，对后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家对于“教”和“劳”相结合的思想也不尽相同。其中，墨子的教育思想根植于生产劳动之中，他认为“其志功而观焉”，主张以动机和绩效来评价人的行为，“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够造就兼士。墨家学派认为，教劳结合是教育的重要范畴。
相对于“高大上”的太学，私塾是开设于古代社会中家庭、宗族或乡村的民间教育机构，《礼记·学记》中记载有“家有塾”，私塾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教育形态，是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起点。相对于官学倡导的治世之学，私塾则主要以基础教育为主，在教学内容方面，汉代以前主要是识字读书、人伦教化和基本的生活技能教育。可以说，私学更加重视“劳动课”，在汉代私学中关于“教”和“劳”有很多记载。如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就是一边传授学问，一边从事农业生产，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影响深远，颜之推虽然出身官宦人家，但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子弟参与劳动，培养他们热爱劳动、自强自立的品德。他认为，士大夫如果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他认为只有通过农业劳动来体会人生，才能做好官、当好家。
让孩子、弟子在学习的同时参加劳动、注重劳动，是很多古代先贤教子的不二法宝。古人认为，“教”和“劳”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据《尚书·无逸》记载：“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间，劳是稼穑，与小人出入同事”。商朝明君高宗武丁从小生活在民间，不仅接触过很多市井中的平民和奴隶，而且还与他们一起参加农业劳动。通过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即位后，武丁勤政爱民，体察民情，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开创了“武丁盛世”。
明代的吴与弼认为，劳动对培养学生勤奋的品格非常重要，长期坚持劳动锻炼可以造就勤奋进取的品格，因此，如果清晨不能坚持早起，等待学生的将是一顿严厉的批评。在我国历史上，吴与弼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理论的人，他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正是源于吴与弼的这一教育思想。
古今“劳动课”都学什么
劳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与实践的结合。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曾创造了闻名后世的“苏湖教法”(即分斋教学制)，胡瑗一改当时只崇尚诗词歌赋的学风，主张“体用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学校中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还要经常参与劳动和实践。胡瑗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约三十年，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培养了不少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元代开展社学教育，这是乡村最基层的以普通百姓为教育对象的一种官学，其“劳动课”内容必然离不开耕种：农忙务农，农闲入学就读，元朝政府规定“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
清朝后期，传授各种教学内容的书院相继出现，同时，一大批主张“劳动课”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加入教学。
清初北方大儒颜元积极倡导“主动习行和实兴”，他认为人人应以生产劳动为己任。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要求学生的“劳动课”要丰富多彩，必须学习农学、钱谷、水利等知识：“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可见，农事被放在与礼乐、兵事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教学方法上，颜元更注重“习行”，即亲自去观察，亲身去实践，以获得真知。他认为，“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在身上习过，皆无用也。”颜元还特别强调劳动对于修身的重要性，甚至明确提出了“劳动”一词：“君子处事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矣。”而他本人则“用力农事，不遑食寝”“耕田灌园，劳苦淬励”。
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出，要培养“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对于“劳动的身手”，主要是指尊重、热爱劳动的价值观念，勤劳的习惯和劳动技能。陶行知在办晓庄学校时，就要求即将到农村做教师的学生必须学会种菜和做饭，并写诗嘲笑“书呆子烧饭，一锅烧四样：生、焦、硬、烂”的现象，他要求每个学生与学校周边的一个农户结对子，以养成他们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感情，实现培养“劳动的身手”的目标。
为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就陆续开始增设劳动课。1958年的新学年，北京城区小学普遍设立了手工劳动课，中学的初一至高二也新增了生产劳动课，并且密切结合学校的勤工俭学来进行。除了在校内车间参加生产劳动，北京中小学生上生产劳动课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到京郊农村去干农活儿，和农民一般无二地劳动。时至今日，中小学的劳动课还在不断出新，更加丰富多彩。今年新学期，劳动课走进北京中小学生课堂。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明确规定，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课程内容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类。各小学校纷纷开设劳动课，教学生“劳”有所得，如学系鞋带、收纳衣物，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包饺子、烤鸡翅，学习烹饪争当小厨师;下田地种植农作物，体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近代欧洲的劳动课实践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开始逐渐关注“教”和“劳”相结合的问题，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对劳动教育进行了大胆实践和深入研究。
16世纪末期，教会教育严重脱离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需要，教育家约翰·洛克主张教育应培养“绅士”，其绅士教育思想突出了“劳动课”的价值，即不是培养未来的教会僧侣教士，也不是文弱书生，而是身体健康、精神健全的各种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洛克要求城市的绅士应该学习一点手艺，如雕刻、油饰等;而乡下的绅士，则要求他们学木工、园艺等。为此，洛克拟定计划，建议设定劳动学校。17 世纪初期，英国数次颁布了《济贫法》，规定城市无业游民的子女进行职业技术训练，并参加劳动，帮助他们就业。后来，洛克又拟定《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建议在每个学区设立一所劳动学校，要求3岁至14岁的贫民子弟进校学习，儿童在“劳动课”学习纺纱等手工劳动。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儿童应该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卢梭认为，劳动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可以培养学生的品德和智力，可以培养其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品质。而且，劳动还能使儿童的双手和身体得到锻炼。
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将劳动教育付诸实践的是19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他在两所孤儿院将“劳动课”变为现实。在孤儿院里，孩子们一边从事劳动，一边接受教育，他们每天用早晨两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学习读、写、算等文化知识，其余的时间都在劳动，主要学习纺纱和一些服务性劳动。但遗憾的是，他认为，劳动教育的对象仅仅是劳动人民子女，而非贵族子弟。而且要以劳动为主，学习是在劳动之余进行的，降低了国民教育水平。
各国劳动课都重教烹饪
“劳育”在各国都是重要的人生必修课之一。英国是较早将劳动课纳入中小学课堂的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英国对下层民众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家政课程就被纳入初等教育系统，但初衷只是“为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女孩提供烹饪技能培训，以便为她们将来从事家政工作或成为家庭主妇做准备”。
1870年英国教育法出台，烹饪、缝纫、木工和金属加工等实践活动被纳入学校课程，此后，包括烹饪、缝纫、洗衣服在内的家政课成为女孩必须修习的课程。1892年，烹饪课程在《公立小学管理条例》中正式确立，一直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90年，英国国家课程开始实施，将之前作为独立课程的木工、金属加工、家政、纺织等统一归入“设计与技术”科目。在这一阶段，由于对是否开展实用教学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很多课程偏向于设计与工艺，实用性减弱。
为了解决肥胖问题，英国2008年发起了“烹饪执照”项目，使烹饪教学实践再度受到重视。“烹饪执照”项目围绕基本的烹饪技巧、饮食与营养、食品安全与卫生、消费意识四项关键能力展开，旨在让青少年在烹饪营养餐的实践中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该项目从2008年9月开始，内容是向11岁至14岁的学生提供至少16小时的烹饪体验，3小时关于饮食与营养的学习，以及5小时的在线差异化互动教学。尽管这一项目的本意并非取代食物技术教学，但事实上“烹饪执照”项目已成为中学实用教学的主要形式。由于政策变化导致资金短缺、合格教师缺乏等问题，这一项目只维持了3年。
2013年，英国开始实施的《国家课程纲要》，将烹饪实操与营养、设计等理论结合起来，正式纳入国家课程体系。其中要求：“作为食物工作的一部分，学生应该学习如何烹饪并掌握营养和健康饮食的原则。激发学生对烹饪的热爱，将为学生打开人类伟大创造力的表现之门。烹饪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它能使学生在现在和以后的生活中以经济的方式养活自己和他人。”这是英国政府首次以国家课程文件的形式明确烹饪课程的地位与作用，次年9月，“烹饪与营养”课程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11岁至14岁的学生每周有1小时的烹饪课程，旨在提高烹饪教育和学校食品质量，并促进学生在14岁时至少能够独立完成20种菜肴的烹饪，同时鼓励孩子在家里参与或独立做饭。此外，烹饪技能还与升学挂钩，考试不及格的，需补考通过后才能毕业。
德国也是欧洲劳动教育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期，著名教育改革家凯兴斯泰纳正式提出“劳作学校”的概念，核心思想是促进学生“精神的发展，道德的适应力和工作本领”，他强调“应把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和公民精神的道德教化合二为一”。20世纪60年代，德国首次正式将劳动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引入学校，这也标志着该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正式诞生。随后，教育部门明确提出，7至10年级必须开设劳动课程。课时安排通常为每周2至3节必修课，感兴趣的学生每周还可以再增加选修课，劳动课程包括家政、技术、经济、职业规划四个领域。小学阶段的劳动课一般被称为“常识课”，除了培养学生对于自然环境、日常生活、科学技术领域的兴趣外，还帮助他们初步了解自然、社会生活，掌握独立生活的基本常识与生活技能，比如编织、木工、手工制造陶器等。
为了使学生获得劳动经验和职业体验，德国中小学还与一些工厂、商店、餐厅等建立联系，建设了一大批劳动教育实训基地。学生一方面需要去基地进行考察活动，另一方面还要跟随专业人士完成一段时间的实习，以便了解不同职业、工种的具体内容、生产流程，掌握操纵设备的基本技能等。除了面向未来职业选择的企业实践活动，家政劳动也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比如学生参观面包店时，要跟随专业师傅学习选择面粉、制作面包的一些基本技能。
日本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体验劳动，进行手工制作等，到了小学后，还会学习生活和家庭相关的课程，生活是207课时，家庭是115课时，统称为“家政课”。日本《学校教育法》设定了8个目标，基本每条都与家政课程有关系。例如“对于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等，培养基本的理解和技能”“培养健康、安全、幸福生活所需的习惯，促进身心的协调发展”等。家政类课程会讲解如何切菜、烹饪，如何购买食材，进行垃圾分类、缝补修改衣服、整理家务、蔬菜栽培等。大部分小学还有专门饲养动物的场所，在兽医的指导下，学生和教职员进行动物的喂食、换水等饲养工作，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劳动技能，还萌生出责任感、爱护生命等健康价值观。
农村土烧酒，在酒圈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议。有的酒友说它不仅口感好，还有着微微发甜的感觉，而且看得见，喝着放心。
比如说东北的农村，家家都种植甜糯玉米，除去卖的还有很多剩的，剩的往往是直接用粉碎机打碎，在户外支个锅炉直接就烧了。
当地人一般大早上3点钟就开始烧了，有着不少酒友是这种土烧酒的忠实酒友。
而有的酒友说它存在安全隐患，绝对是不能喝的。
两种观点是各持己见，各不相让。那这种农村土法烧出的酒，究竟能喝吗？
这种酒自然是不能喝的。有三个原因。
一、缺乏完整设备。
多数土烧酒缺乏完备的酿酒设备。举个例子，蒸馏前的酿酒用水需要过滤，蒸馏后同样需要过滤，这都需要一套完整的过滤设备。
但很多土烧酒不具备这样的设备，通常是直接拿泉水或自来水酿酒。其理化指标合格与否令人担忧。
二、纯粮酿造的土烧酒存在有害物质。
很多农村土烧酒确实是纯粮酿造的，但它不一定是安全的。因为酒在酿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比如杂醇油、重金属、甲醇等有害物质。
除了重金属，其它的有害物质，都是酿酒的自然产物。
比如头酒的甲醇含量多，这是因为甲醇的沸点低于乙醇，最先被蒸馏出的是甲醇，但即使去掉头酒，酒类依然含有不少甲醇，那这个时候只能靠陈放，让甲醇自然挥发。
很多的瓶装酒往往是存放了好几年，才让这种物质挥发掉。
但不少土烧酒存放时间短，甚至还有些是烧完直接就喝的，存在隐患。
三、农村土烧缺少勾兑。
很多酒友觉得农村土烧酒不勾兑，喝着放心。但并不是这样。
勾兑是一个很深的工艺。白酒酿造出以后，不同的车间、轮次，酒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要靠勾兑去统一它的口感，增香调和，使酒有独特的风味。
但这种勾兑，不会出现在农村土烧里。不少酿出的土烧酒卖的是基酒，含有杂质，是不能喝的。
其实大家平常选酒的话，可以选那些正规厂家出品，还有那种口碑比较不错的酒，这样的酒经过酒友们长期的品尝和考验，品质是很有保障的。
下面这款酒很不错，来自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老牌子酒厂，不仅口感好，性价比也极高，没经过啥宣传，却早已是众多酒友的口粮酒首选。
优质酱酒——风云酱父 封藏
这款亲民酱酒，与茅台还有着不小的关系。这是因为酿造它的人，是茅台厂原厂长李兴发唯一的儿子、也是酒圈极具声望的李长寿李先生。
此酒酿造时他严格采用12987这一传统酱酒酿造工艺。对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严格把控，一心为酿出好酒。
一代宗师李兴发被称为“酱香之父”。这是因为他曾带领团队，极具科学性的归纳整理出三大酱酒典型体系。
这一发现不仅成功突破茅酒酒质不稳这一大难题，更是提升了茅酒的产量。
李长寿身为父亲毕生酿酒技艺的唯一传人。从小就知身肩重任，但他有很大的酿酒天赋，再加上刻苦学习，早就将父亲的酿酒技艺完全掌握。
他在酿造此酒时，为还原经典茅香，酿酒原料用的是茅台相同的小红粮。
酿出的坤沙基酒不间断存放5年，再加入12年老酒勾调，所以这酒有着老酒特有的陈香。
它的酒色清而不浊，喝着爽口不辣，入喉不呛，回味有淡淡的粮香，喝完让人深感舒适，是极好的一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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