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大厦》第五章羊毛出在谁身上（财政再分配）(2)
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权力不断受限，国家的借债行为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专门负责为国家借债的金融机构，这就是幼年期的央行。有了央行就多了一个选择，不必遇到紧急情况（尤其是紧急战事）就跪求银行家了，至少不必那么被动。最早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就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并不是日后的银行中的银行，也没有最终贷款人的职责。它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英国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债，英格兰银行帮助英国政府向所有愿意借钱给英国政府的人借钱（债主中也包括宿敌荷兰人，荷兰人为了挣钱和能死敌做生意）。英国海军不断南征北战建立日不落帝国，用战利品偿还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日不落帝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圈，为英国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英格兰银行功不可没。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打仗是挣钱的买卖，如果打赢的话，就由战败国偿还债务了。如果打输了，国家会用税收偿还债务。理论上，只要英国政府不被推翻，就可以不断增加税收，慢慢偿还上债务。所以，对当时购买英国国债的人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购买国债的。因为国债有最低发行面额的限制，所以靠工资吃饭的人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再说这些人往往现金流不稳定，手里就是有几个闲钱也要应对不时之需。手中拥有大量资金的人，往往是大资本家、大地主或者官僚。购买获利稳定而丰厚的国债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此羡慕不已，积极游说国会效法英国：“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这是汉密尔顿的说法，他代表商业集团、投机者、航运商和银行家等极端保守者的利益。很显然，如果美国成立类似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央行并发行国债，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将成为获益者。但是事物总有两面，也应该听听从中没有获得好处的人的说法。
马克思对国债的评价是：“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同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悠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手中……”
对当时的资本家来说，只要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借给英格兰银行，用于购买国债，不需劳作也不必承担风险，每年就能稳稳当当地享受8%的利润。需知，当时的货币是实实在在的黄金，而不是经常贬值动辄负利率的价值符号。这是天上掉馅饼啊。
借钱要还，如果国家打算以后继续融资的话。不过，国家的收入来自民间的税收或者战利品，所以国家的债务从来不是自己偿还的，社会顶层的利润必然对应战败国的损失或者本国居民的税负增加。抛开战败国的损失不说，本国居民的税负成为购买国债者的利润。
由于当时的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而不是对少数人拥有的巨额收入和财产课税，最终的绝大多数负担必然要由社会全体成员承担。于是，购买国债者只是社会顶层的一小部分，而承担税负的是全体居民。这是一种剥夺全体居民补贴少数人的行为。
羊毛出在谁身上，干什么用，是关键。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行为对社会财产有再分配的作用。控制国家的统治阶级，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必然会把收益向自己倾斜，把负担转移给被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我们看到的是统治阶级提高被统治阶级的税负，从被统治阶级身上刮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补贴统治阶级。当大多数人因为财产限额等原因被排斥在议会之外没有发言权或者权重很小的时候，他们的要求自然不会有人关心。由统治阶级委员会决定的开支方向和征收的来源，必然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这是无需证明的。
国债作为一种财政行为，必然有利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府以全民的名义向金融资本家借债，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然后向全民征税还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利用税收补贴社会顶层资本家的现象：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利息，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买了出去，社会底层支付了国家借债的开支，压缩了生活消费。
至于这些国债开支对应的事业所产生的效益，是否能均匀地惠泽全体纳税人，还是只惠泽一小部分，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经济学一再宣扬“公共”财政的理论，财政就是大家出钱办大家的事情，国家的开支满足“公共”需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顶层获利更加丰厚。一般来说，社会底层需要的是衣食住行不发愁，生老病死有依靠。对顶层来说，这些要求早已解决，公租房、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公共福利远远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档次。一个年入百万美元的人不会住公租房，他们往往有自己专门家庭医生和教师。再说，解决住房、医疗和教育，显然不利于那些控制这些资源发大财的人。最终的选择的则往往是宏大的工程或者扩张性的战争，这样才能赚大钱。美国政府可以不惜巨资攻打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却吝于出钱真正解决社会底层的住宅和医疗问题。抛开可以获得市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不说。各种宏大建设的工程也往往是有利于在议会中有发言权的阶级。
所以，同样是建立央行发行国债这件事情，汉密尔顿和德维特极力赞美，马克思则极力贬斥。双方阶级立场不同，一方是被补贴者，一方是被剥夺者，自然对这种“补贴+剥夺”的模式看法尖锐对立。如果双方观点一致，反而不正常了。
澎湃视觉 见习记者 吴栋
【编者按】
我第一次见戴夫·塔肯（Dave Tacon）时，他正在拍摄一处展览场地的空镜图。来自澳大利亚的塔肯定居在上海，主要靠委托拍摄为生。他沉默寡言，架着三脚架，专心于自己的工作。简单交谈几句后，我们便各自忙各自的去了。
在《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中，塔肯的一些照片被选入，直接的视线、瞬间的捕捉，他用带有报道摄影特征的手法，聚焦精彩呈现了上海国际化的一面。除此之外，塔肯也表现出了对这座城市日常的关注，他深入到上海如血管般的街巷，拍下了普通人生活的一面。城市的本土文化似乎与那国际化的面貌一道，吸引着这位外籍摄影师。澎湃新闻联系到了塔肯，与他聊了聊他的摄影以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情。
2017年7月15日，中国上海，23岁的 Vanessa Yuan站在上海W酒店的泳池里。Vanessa 现在是我的妻子。
澎湃视觉：你在上海生活了多久，为什么选择在这里生活工作？
戴夫·塔肯：我在上海住了将近十年，但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在2010年世博会开幕之前。这座城市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活力。这让我想起了那之前十年我第一次访问纽约。上海感觉像是世界的中心。
第二年我回来工作，在五原路租住了一星期公寓，看看住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大约五个月后，我就从墨尔本搬到这里。除了充满机遇、激动人心，上海也是还是去往中国地区内旅游的绝佳枢纽。这当然是一些我非常怀念的事。
2011年10月7日，中国上海，一名年轻女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2014年7月3日，中国上海，位于寿宁路的香巴岛小龙虾餐厅，一排公寓楼的特色餐厅做着夏季最受欢迎的“小龙虾”。
2011年10月7日，中国上海，一位老人拿下挂在弄堂上方的衣物。
澎湃视觉：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戴夫·塔肯：要不你问几张，我来说。
澎湃视觉：我很喜欢这张（下图），它似乎有着这座城市的情调。
戴夫·塔肯：这张照片是在2014年拍摄的。夏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在她不在的时候照顾她的老猫。她碰巧住在河滨大楼，这是维克多·沙逊建造的一座迷人的老公寓楼，他还建造了和平饭店。这张照片只是我带着相机出门自然发生的事儿。我沿着苏州河散步，听到喇叭声，拍了几张照片，然后继续前行。
2014年7月7日，中国上海，在北外滩附近的苏州河畔，一名年轻人看着乐谱吹小号。
澎湃视觉：说说这张大闸蟹吧，这是很中国化的食物。
戴夫·塔肯：这是2011年我第二次去上海时拍的。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美食和旅游杂志《大闸蟹盛宴》的报道。我在墨尔本遇到了一个上海人，她的母亲捧着一只螃蟹，她当时正在读大学。此行，我很幸运和她同时回到了上海。这是我们第二次吃大闸蟹，之前那次我们和她家人的朋友去了阳澄湖旅行，而这次，我被邀请去见家人的另一位朋友——外滩新协通国际大酒店的老板，我们吃了很多大闸蟹。照片里，一枚闪闪发光的戒指质感很好，有助于突显阳澄湖大闸蟹就像奢侈品的概念。
2011年10月5日，中国上海，48岁的女商人蔡晶（Crystal Cai）在中国上海外滩河滨酒店展示了一只特别精美的大闸蟹。
澎湃视觉：你有很多照片用宽幅的视角拍摄街景，这在街头摄影中并不常见，为什么选择这种形式？
戴夫·塔肯：我在大学学习电影研究，我想说，最初对我摄影影响最大的是罗比·穆勒（Robby Mueller）这样的摄影师，他与维姆·温德斯（Wim Wenders）以及其他导演合作密切。过去几年里，我一直用哈苏Xpan胶卷相机在街上拍摄，我还在《长江》这个项目中用了这台相机。这款全景相机使用的是35毫米胶片，可以拍摄比普通35毫米胶片相机宽两倍的画面。我喜欢画面的电影效果。使用这种类型的相机在构图上是一个挑战，在技术上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在这么宽的画幅内，有太多东西无法很顺利地拍摄，尤其是不同的东西朝着不同的方向移动时。我每卷胶卷只能拍20到21张全景照片，所以我真的需要集中精力。用胶片拍的过程也不同于我所做的商业项目，商业拍摄几乎完全是用数码相机拍摄的。从实验室取回扫描的胶片，并看到我究竟抓住了怎样的画面，这本身也让我感到非常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感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频繁。通常，像这样的拍摄就像一种受虐癖，但我认为，让自己的事情变得更困难，总体上可以提高我的摄影水平。
2020年12月31日，中国上海，下午晚些时候，从上海老城厢里向北望去，陆家嘴的天际线在眼前。这一地区是上海的传统城市中心，正在稳步被现代化的高层公寓所取代，许多居民已经搬迁，他们以前的房子用砖砌成，并用木板封住。
2020年1月13日，中国上海，在建国东路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粉红色的奥迪跑车在摩托车和自行车之间行驶。
2020年12月16日，中国上海，一名男子站在一座砖砌的建筑前看手机，旁边的人物穿着古老的服饰。这些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该社区是国际定居点的一部分的时候。
澎湃视觉：你会与被摄者沟通么？
戴夫·塔肯：我不常拍街头肖像。我所寻找的是一个自然的时刻，一个如果我不在那就会发生的时刻。有时候，当我试着拍更广的场景时，人们真的希望我给他们拍照，我就会等着，看他们是否会放松下来，回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上。大多数时候，上海人都很友好，或者不介意被拍。
2013年9月4日，中国上海，老年居民在他们位于虹口的家中，这里以前是国际定居点。
2013年7月2日，中国上海，乌鲁木齐路和淮海路的交叉口，一名外籍女子骑着一辆中国制造的粉色电动助力车，等交通信号灯。
2013年5月10日，中国上海，原卢湾区建国路一家繁忙的美发沙龙窗外的景色。
2019年12月8日，中国上海，周日上午，复兴公园里，一名男子指挥一支以上海老人构成的合唱团。
澎湃视觉：你如何看待报道摄影里的摆拍行为？
戴夫·塔肯：我认为摆拍的报道摄影是不诚实的，这肯定不是常见的做法。这里有些灰色模糊的部分，我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聊几个小时。但做点事情，比如把人们带到某个地方，然后指导他们做某个动作，创造一个虚假的“决定性时刻”，然后将其作为报道，这是具有欺骗性的，基本上是在欺骗观众。我觉得看报道题材的人有权相信照片中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尽管这种真实性可能是主观的。当然，当人们观看广告图时，并没有这种对真实的期待，或者至少有没被精心安排的瞬间。
2016年10月17日，中国上海，上海时装周。
2012年6月17日，中国上海，一名身穿厨师制服的男子在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上拍摄了一辆法拉利的照片。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是由意大利威望汽车品牌组织的巡演活动。
2014年5月11日，中国上海，身着制服的清洁工在历史悠久的外滩南部滨江一处住宅区的车道上打扫。
2013年7月13日，中国上海，豫园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建筑工人坐在一辆满载钢材的卡车上。
2013年7月11日，中国上海，两名年轻女性游客欣赏着世纪大道上天桥周围的天际线。浦东的天际线已经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卡，也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象征。
澎湃视觉：在你接受委托拍摄的时候，你对委托工作的态度和个人创作有什么不同？
戴夫·塔肯：如果我是为品牌拍商业，当然在摆拍方面，我会利用我在报道上的经验，试图让它看起来没那么像摆拍。
无论我拍摄商业还是报道，我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事物，但我倾向于拍摄更广泛的东西，我适应能力很强，我会拍摄任何东西，从迪奥时装秀、高端建筑到美食摄影。我也越来越多地拍摄视频，通常是为豪华酒店拍摄。
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的时间转向街头，拍胶片是对我有时不得不处理成千上万张数字图像的一种反应。
当我拿着胶卷相机出门的时候，我感觉不到自己在工作，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仍在工作。我还通过轻装旅行来简化个人创作。我通常也会坚持使用一个焦距，这会使视觉特征更强烈。
2020年2月20日，中国上海，一名戴着防护面罩和防护眼镜的女子在一家便利店外抱着一只猫。
2020年3月9日，中国上海，一名戴着N95口罩的男子在淮海中路人行道上用手机拍摄郁金香。
2020年6月20日，中国上海，两名年轻女孩在位于L+购物中心的Snow 51滑雪场学习在人造滑雪坡上滑雪。
2016年10月16日，中国上海，一名女子在华尔道夫酒店在奢侈美容品牌Cle de Peau举办的活动中为与会者唱歌。
澎湃视觉：我在你的照片中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是，你总是让一张照片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这会带来不同事物之间的对话。你在街上最常找的是哪种画面？
戴夫·塔肯：我喜欢在街上寻找对比鲜明的元素。例如，旧的和新的，但我也在寻找变化——一些突然出现的东西，以前没有出现过。上海充满了反差和矛盾，也在不断变化。这些事情持续让我对这座城市着迷。
2015年9月16日，中国上海，上海中心、金茂大厦和看得到入口大门的豫园。
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中国上海，一群小鸡在延安路旁不协调地游荡，一名男子踩着旱冰，听着耳机走过。
2012年4月12日，中国上海，地铁站及其周边购物中心附近的主要特色是一座霓虹灯林立的立交桥。
2016年4月4日，中国上海，一名建筑工人推着一辆独轮车，路过一个广告牌，广告牌上是一个豪华公寓开发项目，该项目所在的土地以前由独特的“石库门”构成，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
2019年12月1日，中国上海，在建国中路的一条小巷里，一位老人在看报纸，另一位老人端着一盆新鲜的蔬菜。
2014年12月13日，中国上海，一名男子骑着自行车穿过长宁区被部分拆除的老房子。
澎湃视觉：算到现在，你也在上海待了十几年。你有什么体会？有什么东西变了么？还是说仍然是老样子？
戴夫·塔肯：自12年前我第一次来上海以来，上海肯定发生了变化。当刘香成开始策划《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一书时，我被要求给他发一份编辑稿，我翻阅了一些照片，清晰地认识到了这点。“这已经过去了，那已经过去了……他们不再用那种方法做事了……”但与此同时，我在2011年，在那个被称为老卢湾的地方，一群居民老人在巷子里玩牌的照片，可能就像是几周前拍的。
当我第一次在上海市中心闲逛时，有一个地方吸引了我，那就是以前的老城厢。那个地方过去很繁华，充满了生机，但现在它像一个“空城”，大部分的旧建筑都用砖砌起来了，而时间却不会停下脚步。
2011年10月7日，星期五，中国上海，当地人在玩纸牌游戏。
2013年7月17日，中国上海，一位老人带着待处理的痰盂罐，这座正在消失的老城的很多地方都没有水管。
2020年12月30日，中国上海，自制香肠悬挂在曾经的老城厢的电线上晾干。
澎湃视觉：有时，人们会用“西方凝视”来描述现实中或者想象中的中国的图像。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与拍上海间的关系？
戴夫·塔肯：请允许我稍微离题一点，这让我想到一个关于特朱·科尔（Teju Cole）对史蒂夫·麦柯里（Steve McCurry）作品的有趣讨论。麦柯里先是通过对一些报告文学和肖像图片进行Photoshop处理而受到批评，后来他被指控策划了报道摄影的风格。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因战争报道而获得罗伯特·卡帕奖的人。如果有人习惯性地上演看似自然、不受欢迎的场景，那么他们所有作品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
科尔并没有讨论通过数字或其他方式改变报告文学图像或上演这些图像的伦理问题，而是将这种批评转向了他所说的麦柯里的殖民眼光。他指出，现代世界在麦柯里的印度形象中没有一席之地，这让我思考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国家地理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已经被广泛模仿。
当我走出家门去拍几卷片时，我并不是为任何公关活动做这件事。我这样做是出于我对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兴趣。实际上，我母亲说，《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一书中的图是我写给上海的情书。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我发现这座城市迷人无限，我也知道图像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有时我觉得上海在我眼前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一刻在历史上有着真正的意义。基本上，在街头摄影方面，我试图以一种视觉上有趣的方式来理解门外的世界，这可能会让人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观看。上海吸引我的是它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的近代历史，它的未来和现在之间的碰撞，夹在两者之间。我拍摄的照片更多地反映了我对这座城市的迷恋，你可以说我被它的整体对比和矛盾所吸引。
责任编辑：高剑平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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