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王先生

难忘的王先生

摘要：回忆童年一位邻居。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我隔壁的邻居，汉口花楼街方正里23号住的王先生。(我家住在21号，文革中方正里曾一度改为向阳里)。
　　
　　王先生上海人，是什么时候搬到方正里来的，我不太清楚，大概是在解放初期。王先生是很喜欢我这个邻家小孩的，家里大人让我称呼他为“王爸爸”，王先生体态微胖，人很和善，所以有时我也称他为“胖爸爸”，(仅称呼而已，类似于邻里间干爹干妈)。在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与所有街坊邻居一样，称其为“王先生”好了。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王先生是有个太太的，长得很漂亮，擅手工绣。大约是1959年左右，“王姆妈”因患病去世了，终年也就40多岁。我还隐约记得羊台子巷住的刘道士被请来，超度亡灵念了半天经。这是我第一次对“死”有个概念：是不是长得漂亮的人容易“死”去？心里有点害怕，还是被大人按在地下，给“王姆妈”磕了三个响头。王先生家原来是抱有一个养女的，叫“小萍”姐姐，小萍姐姐很早就与人谈恋爱，不知咋的就嫁到黄彼乡下去了，曾回来几次，王先生不太待见。
　　
　　从此，王先生就孤身一人生活在方正里，星期天休息他就喜欢带我出去玩，我最早去新华路看足球，就是王先生带我去的，那时候湖北队每周日都与武汉肉联队比赛一次，肉联是武汉企业的冠军，打过全国乙级联赛。其实肉联队队员大多数是原湖北队退役的队员，因为困难时期，肉联厂里伙食好。5分钱雪里红里可见猪油渣，1角5分钱可买碗红烧肉，所以在场上，肉联队员跑得蛮大的劲。我最初关于足球的一些理念，都是王先生灌输的，譬如把后卫叫“摆”，点球线叫“12码”，手球叫“手搏”等等，这是不是早期英文对足球术语的音意混合的翻译呢？我就不清楚了。看足球，写足球后来就成了我多年业余爱好。(虽然我从未在正规球场上踢过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记得《武汉晚报》举行过一次关于“湖北足球何处去？”的有奖征文，我的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从多篇来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唯一的一个一等奖，奖金一千元。这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去领奖时，就想起王先生。
　　
　　王先生对我童年启蒙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一次王先生在租书摊上，碰见我站在别人背后矃别个小孩连环画看，王先生就默默地把我牵了回来，打那后，他每个月都给我买本《小朋友》，我长大一点，就换成《儿童时代》，再长大点，就换成《少年文艺》了。这三种少儿读物全是上海出版的，王先生眼光还是在上海。
　　
　　王先生业余爱好也不多，会做饭，是个美食家，他把一只螃蟹吃干净后，可以把螃蟹残骸折叠成一只黑白相间的蝴蝶。除此之外，酷爱看报。每天下午三点钟，王先生就从厚生里出去，到江汉路邮局买回四份报纸，(人民日报、新民、羊城、武汉晚报)，我每天一下学，就跑到23号去了，小德德来了，(因23号还有个孩子叫大德德，当兵牺牲了)，王先生就把他唯一的藤椅让给我看报，直到我外婆喊我回家吃饭。所以我很早就知道羊城晚报专写体育的有个苏少泉先生，和后起的范柏祥先生。很早就从羊城晚报上对武汉长江大桥花鸟图案介绍中，略懂其中寓意。(没有写错，是羊城晚报副刊每天依次介绍长江大桥栏杆里面的一个图案)。再大些，我也喜欢读《人民日报》上关于中苏论战中政论文章，也包括赵老朴初先生诗作《哭三尼》，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不管这些政论文章政治观点后人如何评价，不管撰稿者后来其个人命运如何多舛。但你得承认，当时的秀才们政论文写得真是如何了得)。我后来大半辈子从事的也是文字工作。首先是我喜欢这份工作，才去热爱这份工作的，这也让我想起王先生。
　　
　　说了半天，王先生以前究竞是干什么的，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我们里份中上海、宁波等地“下江人”不少，可大多是在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作的，王先生显然不是。他从江岸一个类似于永安市场这样的单位退了休。王先生不健淡，从不谈他的身世，(我曾经见过王先生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西装革履，属气宇轩昂那一款)。王先生不喝老酒，抽烟不抽纸烟，每天只抽一两根雪茄，听大人们议论王先生过去抑或当个海员，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可这些都没被证实过。
　　
　　有一天，王先生突然生病了，小便不通，眼睛也看不见了，当时我读初一，放学后借了一个三轮车，与街坊邻居一起把王先生送到市二医院，我小时候机灵，能耐要比现在大些，又是挂号又是转联单，又是推到外科导尿，又是送到眼科问诊，医生对我说老人家这是青光眼，离失明也不远了。王先生平素人缘极好，生病后周围邻里都很照顾他。我外婆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每天做完饭装好，等我放学后给王先生送过去，然后再给王先生送一壶开水沏茶。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王先生觉得过意不去，提出来吃饭要给钱，我们家里怎么会收王先生饭钱呢？王先生经济上较宽余，有稳定退休金，再加上可能还有点积蓄。于是王先生就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我每天放学后依然都会去看他。
　　
　　后来，王先生身体特别是视力每况愈下，越来越差，街坊邻居都替他着急。这时候王先生告诉大家，他在上海是有亲生儿女的，平素断断续续与子女尚有书信联系。对面25号的住的周师傅也是下江人，正好要去上海出差，于是就带着王先生提供地址去找他的儿女去了，大家都希望王先生儿女能把老人接回上海去，也算是“叶落归根”。好容易盼着周师傅从上海返回，带回来却不是好消息：原来王先生在上海是有好几个儿女的，而且王先生原配夫人还在世上。抗战时候王先生在重庆，他夫人拖儿带女到了重庆，王先生却巳另有家室，他的孩子都是他夫人含辛茹苦带大的，因此他们拒绝接纳王先生！
　　
　　故事讲到这里，怎么听起来，情景都与“一江春水向东流”何等相似乃尔！我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位慈祥和善老人家与无情无义的“负心汉”联系在一起，然而生活本身的深刻比起文学作品的深刻要深刻复杂得多。不错！王先生是应该为他过去行为付出代价，但上天是否一定要在他风烛残年最举目无助的候来证实因果报应的存在呢？这是我当时一个13岁小男孩无法解答的命题。我为自己稚嫩肩膀无法更多帮助王先生而心存纠结，也就是从此时起，我看世界、看人生的那双单纯清澈目光开始有了几分忧郁的成份。
　　
　　王先生回上海希望破灭了，大家还在继续努力。当时全国备战备荒，动员城市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居委会几经辗转，找到王先生养女小萍姐姐，多年不见，小萍姐姐巳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一口黄彼口音。她丈夫也很朴实，夫妇俩满口答应会给王先生养老送终的。临别的头天晚上，我去23号看望王先生，他家中物品家什都捆好了，王先生还是坐在他那把已破旧藤椅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其实什么也看不见，老人家摸了摸我的手，什么也没说，眼眶噙着混浊的泪水…。
　　
　　次日清早，王先生就随小萍姐姐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王先生。
　　
　　再过些时我也下了农村，接下来我则在外地工作。有次回汉探亲，家里人告我，曾经有个上海口音的男人，到方正里来过，打听王先生的下落。这会不会是王先生在上海的儿女呢？多年后，我曾做个梦，说王先生儿女找到黄彼，把王先生骨灰带回上海去了……。
　　
　　每年清明时节，当夜幕降临，我夫人按惯例总是会在小区楼下找个地方，为两家列宗列祖烧点纸钱，祭祀先人。这时我也会在旁边，另烧一堆。我夫人虽然从未见过老人家，但她也知道，我又想起了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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