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年那月 ——回忆在动力车间担任支部书记的日子
回忆在动力车间担任支部书记的日子
一九八四年八月年工厂党委提我担任动力车间党支部书记。
车间党支部书记主要是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对车间的生产起保障作用,教育党员努力完成行政布置的生产任务,发展新党员,解决处理职工中的思想问题和同志之间的矛盾等。
技术组及车间领导轮流值班,以便及时处理夜间发生的生产问题。一天,工农兵大学生杨明全值班时与一女工发生拉扯之事,女孩男朋友坚持说是强奸,当时正赶上严打,又碰上县政法委儿子办这个案子,县公安局以强奸犯的罪名把他带走了,其后办案的法院法官来作调查,找我了解情况,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以及平时他们的关系,认为强奸的可能性不大,这位法官是广东人,找我聊了几次,我客观地,有理有据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同意我的看法,想从轻发落,但是政法委领导的儿子参与办案,态度坚决,不可逆转,最后做了五年牢。经周旋提前释放,他回来后我是人事处处长,仍然安排他到动力车间,但他还要工厂补偿,厂长说什么也不同意,结果他要求调走,厂里同意了他的要求,回南京(没单位了)。他的爱人不时地为他申诉,这时作为他爱人的领导,出于同情和实际情况,我为其提供了不少方便,一次要到北京我找了个差使特意让其去了,他可以公私兼顾。唯一没给办的事就是他爱人请我当他的辩护人,我没同意,因为辩护起来会激动,我年青火气大,容易发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做辩护人。所以他夫妻非常感谢我,当杨明权调走时我告诉他永远不能做对不起妻子的事,因为几年时间里他妻子小陈为其奔走斡旋,吃尽苦头。我了如指掌,因为她出去必经我同意(这几年我是她车间主任,请假要我批准,而且没扣过工资)。我给了她许多方便,让她为丈夫伸冤。
一九八六年七月,厂长调我担任劳动工资科担任副科长(这是我几经变换唯一的一个月多副职)八月又调我去二分厂任厂长。
当时二分厂主要是接收国家某项工程中的一个重要设备项目,名叫八二二工程。
设备车间在军转民时期生产任务很少,平时工作很轻松,其他兄弟厂也是这样,生产不饱满,都在各显神通。
一九八七年厂部又调我去劳动人事处任处长,又一次进劳动人事部,这次来主要是抓劳动人事改革,和参与厂部与各分厂承包合同的签定,处室工作与车间工作性质大不相同,车间以完成生产任务为主,要拿出东西来,处室则是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建立。
劳动人事处既要管全厂干部及工人,干部的人事安排,还要考虑职工的工资,招收新工人(主要解决职工子女就业。因为地方无法解决三线职工子女就业),承包合同一年一次,最多花两三个月时间,大部是职工调动,那时职工子女最不好办,都想找工种轻松的,工资收入高的,奖金多的单位。都是本厂职工,处理起来很困难。一动百动,互想攀比,还有一些以工厂与兄弟厂互换的青工,又要求调回四四零四厂,为了生产稳定既不能都满足要求又不能一个不动,往往为了一个人能拖延好长时间,每年子弟学校都有毕业的,都要工作!厂人数又不能扩大,那时工资是由四机部管的。管是工资总额,所以进厂的工人要工资,工资哪里来呢?银行每年发足了数,多一分也拿不到。工人数是定死的,谁增人谁发工资,所以这是最伤脑筋的一项工作。
原在四零二车间,要求调回南京那些人的问题又转到我这里了,在我职权范围内的我尽力帮助他们,经过两年他们都达到目的了。觉得我能体恤下情,既有原则又能人性化的处理问题,是职工的贴心人。
一九八八年春节,初一我和妻子到山上玩,主要为免所谓拜年,初一夜肚子痛,我知道兰尾炎发作了。因为以前有过两次次,天亮时到厂医院,卜院长(罗惠芳爱人)在值班,他安排车送我去南漳县医院,经检查决定切除。下午上了手术台,我第一次生这大病!很快手术完了,送回病房,由于天气冷,妻子给我找两个盐水瓶装上热水放在身体两边。因麻醉后还未恢复,热了也不知道。待发现时身体两边肋骨处留下两个大泡,至今疤痕犹在。第二天下床,第三天我要出院,厂医院派车接我回厂医院住。结账全部费用不到120元,这是我工作期间花工厂最大一笔医药费。有的人同样病却报销上千元,哎!
完成国家重点工程—北京电子对撞机直线加速器,这项任务的完成颇费周折。那时我担任四零二车间的主任,工厂把完成北京电子对撞机的十九台调制器的任务称为八二二工程,是邓小平亲自抓的项目,给我的时间是两年,从定型到批量生产,最后到现埸安装。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因为已开发两年了,总是不能完成进度,这样下去可能要拖对撞机后腿了,所以换马,经工厂多次研究调我去。厂长找我谈话,分析我懂电子线路,工作责任心强,勇于负责,所以要我去挑重担。我受命于困难之时,上任时厂长亲自送我去设备车间。
车间有书记一位,副主任两位。到车间没几天党支部改选,我被选为新支部委员。
我先召开车间大会,在会上表了态,一定向同志们学习,号召大家群策群力,齐心协力完成任务。又把刚从劳动工资科学到的用工改革事宜说一了番,以警示大家要好好工作,最后提出对八二二工程的设想。其中一位朱副主任(南京来的)向我提出他抓工时定额,为方便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定额组,我同意了。另一位何副主任,在车间办公室书记身后,这位主任工作责任心强,但群众基础不好,没威信。那位朱副主任态度太硬,说话没有人听。我上任后,发现零件加工过程都是单件生产。这样做工时利用率很低,例如,有的零件上机床一次可加工几个甚至十几件,能一次完成,不必每加工一次发一次图纸,做工艺也减为一次流程,图纸也省了,我把我的意见说给调度员,要他按我的意见作生产计划。没几天我在车间会议上宣布按新的生产计划执行。有意见直接找我,结果没有一个来找我的,顺利执行并且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机器研制的过程中,设计组提出加班。我不能不同意,每晚两角钱的夜餐费我不能不出啊!经过几个夜班后,我也去现埸看看他们怎样搞的,详细看了机器走线,我向设计师提出走线不合理之处,他当即作了改进,线路短了走线没有多余的,都是捷径,这可避免了不必要的干扰。经过这次加班我了解了他们的水平。
我在劳动工资科时,这个车间有一个青年的作风问题正在我的手里,正在处理中,现在我又到这个车间,当然又是站在车间角度不处理了,经书记几次谈话他不承认,态度又不好,无动于衷。鉴于这种情况,我宣布停职检查,检查通过再说。(这个青年叫崔绍才,线路技术比较好的一位工人。老实说从生产上看正需要这样的人)检查期间在电工班上班,不派任务,只是检查。
车间原来三个技术组我改为两个,一个设计组,一个工艺组,这些技术员大部都与我打过交道,他们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们,关系十分融洽。
日子过得真快,设计师(金根祥)的工作总是落后,计划进度压着他,技术组不断给我提出更换设计师,并且技术组较老的技术员主动提出接替他,我没有接受技术组意见。一天设计师知道有更换他的可能,他到我办公室要术把小崔调给他,我说检查没通过不能考虑,这位设设计师在我办公室竟然跪下来了,我高声训他,我没有拉他,他起来了,我又改变口气批评了一番,要他好好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理出头绪不要急于求成,解决不了给我说,我找人协助你,平息了,他回去了。对小崔我是有打算的,认为关键时再用他比较好。
设计师金根祥的工作更认真了,到年底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电子设备只要一次达到一定指标,以后就在调试中可以解决。我的意见基本定型,车间设计组集休讨论,一致同意,顺利通过。
这年年底完成了定型,大批零部件加工出来了,为下一年度进度打下良好基础。胜利的完成了工厂对八二二工程的计划进度,
新年到来后工厂又和各车间签订承包和同,达到什么程度拿多少奖金,直到三月份合同签订了。
一九八五年,在设备定型的基础上全面投产了十七台调制器的生产任务,工程全面铺开,我每天上下午都到车间检查各组生产情况,一天车工班一位主力突然给我说他嫂子病危,要请假回去,听说他是跟嫂子长大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且第二天给他找好到襄樊的车,他很感动。最后他按时返厂,如果我不体恤下情,不准假,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一次,我到车间正在看焊工焊油桶,金工组十来个人在争吵,我问清情况,原来斑长分配任务给高聋子,他不接受任务,工作布置不下去,我把图纸全收回,让班长一张一张地派任务,能做的高聋子拿下,做不了的最后再说,一张一张的丢下去,最后约二十多张还在班长手里,我说高聋子能做的你都接了,余下的我从班长手里接下,我说这些图纸谁能做,我话一开口,高聋子把我手里图纸抢过去了,事情完了。我回办公室,下午上班高聋子找我说了感谢的话,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派给别人我就完了,那不是我没水平吗?我说不要谢,回去尽快完成。
高聋子父亲是我在机械加工实验室时的三位工人工程师一,高步升儿子。这人板金工水平不错,就是有点傲气。
加工油桶护圈,工艺给他一件三十分钟工时。三十件合计工时十五小时!,两个个班,实际上可以分两次上机床,每装夹一次约五分钟,加工时间最多五分钟,我看了拿出笔把工时改为全部三十分钟,并签了名。工人说太少了,我说你完不成任务我找别人干,好吗?他不讲话了。当时奖金就是接工时计算的,工艺马虎了导致生产进度慢,奖金发放不公平,回到工艺组找了工艺员说明情况批评了几句,是老同志又是女的我没深究,说说进度对奖金的影响,要求以后慎重点.
机柜加工是委托外厂作表面处理的,十七台机柜都完工需送外厂处理,何副主任负责联系的,这天运送的车来了,装车需要一些人力,何副主任调不到人,回来向我说没人装车,问怎处怎么办?我说技术工艺两组全部出动,我离开办公室到技术工艺两组说了请大家帮忙装车,说完我就到现埸身体力行了,其后三十多个技术人员都跟我来了,约一小时装完了车开走了。
机柜完成了正碰上当月发奖金,高聋子奖金是全车间最高的,有个别同志向书记反映高奖金高了,书记说他认为高了点,我说应该的,我说你站在在办公室门口向车间区看一下一十七台机柜整齐的排在马路上,谁有意见就让他看看,我坚持不变。书记也只好作罢。
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下,二位铣工小陶和胡长萍吵架,吵到我公室,两人谁也不让谁,我听了半天也不知为什么吵。简直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两位谁也不能打击。因为都是技术骨干。于是我大发大脾气,桌子一拍,让他们回去写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做做理,现在不管有理无理每人先罚款二十元,从工资中扣,这脾气一发他们不讲话了。我叫她们回去写检查尽快交来。老实了,不吵了,各自干自已的活。我的脾气也消了,罚谁的款?扣谁的工资?恩威并施才是治理之道。
年度过半,十七台设备大体成形,我松了一口气,下面是调试的问题,电子设备未上流水线,装完了算完成60-70%,还有大量调试时间,所以虽松一口气但还不可轻视,十七台设备的调试人力是比较紧张的.具备调试能力的只有六人可参与调试,我先放风,让大家都参与调试,大部分同志主动表态参与,一定争取年内完成任务,我给年青技术员打足了气,每人一台,限时一个月,他们都想表现自已的技术能力。
提出更换设计师的那位老技术员借故不参与调试,我认真考虑,第二天我明确表态,同意他的要求,不让他参与调试。当然十七台机器不是一下子出来的,而是分批(不是一天出多少而是不定期也可能几天出一台也能一天出2-3台)的,所以调试不可能同时开始,我让先装完的几个人调一台,以一人为主其他人总结学习,下面少走弯路,这样就加快了调试速度,
事实是第一台调试时间很长,后来的机器调试速度比预想的快多了,因把第一台发现的问题所用的解决办法用到后面机器上,所以速度快了。十一月初十七台机器全部调试达到技术要求,立即向工厂报告。全部完成可发运,生产部门组织包装,装箱。十二月底全部出厂,发运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十二月份我核算一下,除已发放的奖金,年底人均一百六十元,我打算每人发一条毛毯(八十元左右),其余的作年终奖,这是我的如意算盘。下面的工作是到北京对撞机现埸安装调试,我排了二十多人的名单,技术员没全部排上,而是尽可能照顾那些出差机会少,没去过北京而又是参与机器制造的人员。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大工程完了要求调回南京,我基本答应,作为车间我可以尽量满足要求,能不能走要看工厂了,这一年大家都高兴,任务提前完成了又有去北京机会或回南京的可能,当然也不可能各个满意,
年底工厂总要发放奖金,一天厂长找我,先说几句好话,后说工厂如何困难,经厂务会议研究奖金与合同要作适当调整。你们四零二车间奖金是全厂最高的,突破历年奖金。我问多少,三位数,一百零一元,我的计划泡汤了,毛毯没了!反正钱在工厂,谁也没办法只有作贡献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带队去北京安装调试。二十多人买卧铺票难呀,不巧在我的队伍中有一位工人哥哥是这趟车上的乘警,我们上了车这位乘警尽可能给我的人员安排了卧铺,但不是全部,最后还差二位,我当然不可能抢,把崔绍才留下,其他人都去了卧铺车箱,我们俩只有硬坐。后来乘警安排我俩到餐车,那位设计师还来看看我俩,小崔不客气说金师傅,你睡吧,我们坐!。又过了半小时乘警又来把我们领到软卧铺位。一路顺风到达北京,出站后高能所车来接我们了。住地都安排好了,吃饭在高能所食堂,一切妥当。
第二天高能所所长来看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所长说,你们是全国二百多个厂家中第一个进埸安装的,表示感谢我们的努力,并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我们这些同志大多第一次来北京,他马上说安排车在北京玩一天,让我们什么时间想玩通知他一声,我表示感谢,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安装工作进展很快,因为在装箱时编号是按机编号,同一另件号数相同,另件号前是机号,所以搬运很方便,一天时间17台设备都就位了。
用了两周时间全部完工,所里派出一辆大巴,我们玩了一天,八达岭,十三陵,十三陵水库,晚上回所,所里为我们准备了车票,我宣布明天休息一天,逛北京,购物,准备回厂。
回厂后让我和另外两位技术员到蔡家坡,西安,北京等地学习兄弟厂的做法。我这个四零二车间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完成了八二二工程后也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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